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

2018-04-23 04:35

  江湖流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取“以德报怨”政策。该政策的成败,迄今仍充满争议。

  对历史问题而言,解决争议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还原其产生的真实历史脉络,莫过于在历史逻辑里寻求历史的理解。

  按照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说法,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包括四大内容:1、让200多万日本军民平安返日;2、列强如瓜分一般瓜分日本;3、保留天皇制度;4、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岸信介认为,这四大“德政”,对日本的战后复兴,有巨大的实质贡献。下文即逐一还原这四大“德政”产生的历史逻辑。

  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所发表《抗战胜利告全民及世界人士书》。蒋氏在该讲话中说道:

  “我中国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赎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人民加以,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军阀所所驱迫而表示,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要知道如果以答复敌人从前的,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之师的目的。”

  这篇由蒋氏亲自撰写、宣播的讲话,其主旨是“不念旧恶”和“与人”,当中并无“以德报怨”的字样;“以德报怨”这个词,实际上是日本新闻在报道蒋氏该讲话时所代拟的标题。当然,蒋氏对日本的这一概括,并无,而且多次引用(如1946年驻日代表朱世民),显示相当认同。

  蒋氏的讲话,有明显的针对性。其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深受“社会主义”的,对“优胜劣汰”到了的地步,这是其发动二战的深层原因。蒋氏曾精细研读孙中山《建国方略》,该书对“社会主义”有过深刻反思,认为基于“”的“互助”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其讲话也确实对“优胜劣汰”的日本产生了很大冲击。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即认为讲话愈加凸显出了日本的战败不但因为军事的失利,更因为的。

  但更重要的针对性,是国共政争的现实需要。蒋氏对战后受降问题十分焦虑,1945年9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此时唯一政策,在接受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受东北之失地。”受降意味着土地及物资,尤其是武器。按的要求,是就近受降;而按盟军的,是只能向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一方面,解放区与日军占领区犬牙交错,而部队大部分在后方,输送颇费时日;另一方面,日军受盟军指令只能向国民投降,但同时又受到部队要求受降的军事压力。此种情形下,蒋介石选择的办法,是与日军“合作”:蒋要求已经投降的日军不得放弃武装,在军队抵达放区之前,必须坚守阵地。

  8月15日的“不念旧恶”、“与人”的讲话,显然有安抚日军、激励其替国民坚守阵地的目的。8月18日,冈村宁次即公开回应“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不但不接受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也很显然与蒋氏15日的讲线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而其原有架构,则全然未动,仅更名而已;已经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本官兵,也不称战俘,而称作“徒手官兵”,其原有部队的指挥体系亦继续维持;且“徒手官兵”纳入国民军的补给体制,与官兵享受同等补给,拿同等薪资。而日军为了替国民守住阵地和物资,自8月15日宣布投降,至次年1月10日,仅华北地区死伤及不明人数,即达9000余人。

  基于上述的背景,在华日本军民在之后的问题上颇受优待,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日本防卫厅统计,日本宣布投降时,其在中国的总兵力有1847800人,包括中国“本土”1055700人,东北66400人,128100人。其中由国民负责的受降区,有日本现役军人1183800人,平民999470人,合计需2183270人。这些被国民的日本军民,事后大都对蒋介石感怀不已。其缘由有三:其一,效率颇高,国民了中国航运力的80%来运输这些归心似箭的日本军民,1946年7月即完毕;其二,国民允许每位的日本军民,可带1000日圆回国,较之其它战区不许携带任何钱币财物,有天壤之别;其三,允许每位日本军民携带30公斤行李回国,其时,日本国内因长年供应战争且美军轰炸,粮食及物资极端匮乏,携行李回国的日本军民,生活往往因此比本国居民更宽裕。60年代以后,以这批军民为基本,日本成立了许多以“感谢蒋介石”为旨的“日华亲善协会”一类的民间组织。许多人还为蒋介石建庙立碑以示纪念,如刘绍唐主编《大事日志》1985年3月4日条下就记载有:“日本人建‘以德报怨之碑’於千叶县呷町,以示对我先总统蒋公永志不忘。”

  日本战后没有像一般被瓜分占领,与蒋介石放弃派遣军队占领日本或许有关。其历史根源,可追溯到1943年的开罗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蒋氏探询过中国派军队占领日本的意愿,蒋氏以无力负担婉拒。美国稍后遂制定了一个美英苏中四国占领日本的计划,但因日本放弃“本土决战”选择无条件投降而中止。美军实际控制日本后,又制定了美军主导、中队协防的新计划。该计划出于意识形态因素将苏联在外,邀请中国则是为了消弭日本当中仍普遍存在的“种族竞争”思想,避免给日本人造成一种白种人有色人种的印象。

  据美国外交档案记载,中美双方一度就派兵赴日问题达成协议。按照协议,国民将于1946年底组织派遣军15000人赴日,驻军三年,美国将提供运输器材及25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支持。但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中止的原因,蒋经国后来有一段解释:“当时,美军曾经洽请我国派遣占领军,我们如果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主张其为交战国,应有派兵进驻。这样一来,则日本便会像东西德、南之形成,陷于无法的混乱局面,为此,我们乃由美国一国的军队占领日本。”蒋介石自己也说:“如果中队进驻日本的话,我判断苏联一定以此为借口使红军进驻。”

  虽然在效果上,中国驻日派遣军的退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苏联,是个很可疑的问题,但蒋介石希望籍此遏制苏联的扩张,则是毋庸置疑的。抗战末期,蒋经国曾与斯大林会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印象极深。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问蒋经国:“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不让他 ‘’?”蒋经国答:“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斯大林回应道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蒋经国反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外蒙古 ‘’?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要这块地方的。……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如此锋芒,不能不让蒋氏父子如芒在背。

  日本天皇制度的保留,虽然主要取决于美国占领军方面的的态度。但《波茨坦宣言》中,预先为天皇制度的保留提供了保障,也是事实。1945年8月10日,日本表示愿意以《波茨坦宣言》为基础商谈投降事宜,唯一要求是希望保留天皇制度。对此,美苏英中四国商以后回应:“日本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表示之意愿定之。”这一条款,实际上成了以后日本新中天皇条款存在的依据。

  该条款的最早的提议者,正是蒋介石。据美国外交档案记载,1943年11月23日,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就“战后是否应该废除日本天皇制,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蒋氏表示:“此将牵涉到日本的组织问题,为了避免在国际关系上犯了遗恨千载的任何错误,这个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因为蒋氏的这一意见,开罗会议没有将天皇制的存废列入讨论议程。蒋氏的意见,对日本天皇制的存废,显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美国最后下定决心保留天皇制,已是占领日本之后的事情。但相比其他就天皇存废公开的国家而言(如苏联、菲律宾等),中国是唯一持善意中立态度者。而1945年中国国内,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其实也极高。蒋氏既没有支持这种呼声,也没有反对这种呼声,而取“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这样的中立态度,显然,既有不能逆国内的考虑,也有需照顾200余万日本在华军民情绪的客观需要,诚如曾担任军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天皇制度,恰恰是这些在华日军的图腾,蒋氏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此刻公开主张废除天皇制来刺激他们。

  岸信介将“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算入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当中,其实是个,应该修正为“反对报复性赔偿”。“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是蒋氏败退之后,在美、日的下的不得已之举,算不得什么“以德报怨”。

  日本侵华十余年,中国损失巨大。1943年11月23日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提出:战后日本可用实物作为支付中国赔偿的一部分,日本的许多工业机械与设备、军舰与商船、车辆等,可移交中国。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此中不难看出,蒋氏更关注战争赔偿对中国迅速恢复工业化的帮助。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则明确了中、美、英三国的对日索赔原则:1、盟国不向日本现金赔偿,但令日本也工业设备及生产品等实物赔偿,以消除去战争潜力;二、盟国像日本赔偿设备与产品的同时,须顾及日本战后能维持一合理的经济生活水准。总体而言,即蒋氏在《抗战胜利告全民及世界人士书》中所谓的“我们并不要报复”,反对“反对报复性赔偿”。之所以如此,与盟国充分吸取了一战后的索赔政策的教训有很大关系。

  但因为美、苏、英等大国操控下的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的远东委员会争执不休,对日索赔决议在的讨论中最终流产。直到1947年4月,美国才决定抛开远东委员会,采取单独行动,拿出部分设备先行予以拆赔,这部分物资分配给因日本侵略最深的中国、菲律宾、缅甸等国。至此,对日索赔才真正付诸实施。但这项暂行指令,在1949年5月又被美国喊停,原因是国共内战的结局已经明朗化,美国政策已转向扶植而非日本。在这期间,中国从日本拆迁装运回国的物资设备,仅为2200多万美元,而国民赔偿委员会提供的抗战八年中国损失数据是:人口伤亡12784974人,财产损失559亿4384万4000美元,其中,1931-1937年间的损失,及东北、和解放区的数据,尚未算入其中。

  拆赔被美国喊停后,国民也曾表示过公开,但其无效也可想而知。1950年10月,杜勒斯向“驻美大使”顾维钧提议放弃对日索赔,顾虽然表示,但“”则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关于赔偿问题,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1951年的和约,为了换取日本一句模棱两可的承认“中华”为中国唯一的表述,连日本的服务赔偿也一并放弃了,而其他和约国则仍然享有该项。[详细]

  蒋氏日本在华军民,实属国共政争的形势使然;对天皇制度的存废持中立态度,也有不欲刺激在华日本军民的考虑;至于列强瓜分日本,动机在于遏制对中国极大的苏联的扩张;“反对报复性赔偿”,则系盟国商定的原则性索赔方针,并非蒋氏一人意见;而“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则纯属美、日所致,并非蒋氏之本意,自然也算不得什么“以德报怨”之举。通观蒋氏整个对日“以德报怨”政策,其利益着眼点仍在自身,而不在日本。